文│王茹芹兰日旭
丝绸之路的名称，最早由近代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FerdinandvonRichthofen）于年首次提出，之后因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Hedin）以丝绸之路为名的著作而为世人瞩目，广为流传。陆上丝绸之路（简称陆上丝路），是指西汉时因张骞出使西域而逐渐兴起的中西贸易线路。它是以今天的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陆上丝绸之路的贯通便利了中原以丝绸为主的多种商品与西域马匹、毛皮等商品的交换，并涌现出了一大批著名的商人和官方使者，不仅使长安成为繁华都城，也带动了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在古代中西贸易往来和华夏民族文化融合中，具有重要地位。
一、历史沿革陆上丝路伴随历史的变迁，始于先秦，兴于汉代，盛于唐代，绵延两千余年，由东往西延伸，以今天的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的陆上通道。随时代的演变更替，陆上丝路持续向西扩延，形成丝路东段、丝路中段和丝路西段，连接了占世界陆地面积三分之一的亚欧大陆，互市贸易、朝贡贸易和民间贸易异常繁荣，涌现出一大批著名的商人和官方使者，不仅使长安成为繁华都城，也带动了沿线地区和城镇的发展。陆上丝路在古代中西贸易往来和华夏民族文化融合中具有重要地位，使东方文明遍及世界。
1.1陆上丝路的凿通北方草原从青铜器时代开始初步形成了一条由中原，经蒙古草原到西方的草原丝绸之路。受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和战争等因素影响，此路时断时续地得到扩展。“在张骞通西域以前，中国的丝绸、蜀布、邛竹等货物虽已销往大夏、印度等国，但中间都经过了许多国家和民族的转手贩运。”①与此相对的陆上丝路的正式贯通，则追溯到汉武帝时期。
西汉初期，匈奴幅员辽阔，控制了中国西北部、北部和东北部广大地区。当时既同汉朝、又与匈奴接壤的较大地区就是西域，为了建立反匈奴联盟，汉武帝先后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并招募了大量身份低微的商人，利用*府配给的货物，到西域各国经商，开启了丝绸之路的新纪元。
公元前年，汉武帝派遣张骞领着使团马队带着丝绸出使西域，其目的联合大月氏夹击匈奴，途经匈奴疆域时张骞被俘，十年后张骞逃出匈奴到达大月氏，但这时的大月氏不想与匈奴对抗了，张骞在返回长安（今西安）的途中，又被匈奴俘获拘留一年多，后乘匈奴内乱终于逃回长安。张骞这次出使西域虽然没有达到最初的目的，但使汉朝的影响直达西域，建立了与西域各民族之间的联系，打开了中西直接交往的通道。此后，各国的使者、商人往来于这条路上，东行的西域人带着马、毛皮及玉石，西行的中原人带着丝绸，从长安沿河西走廊到敦煌，互市贸易、民间贸易日渐兴旺，胡商和中原商人聚集在敦煌进行丝绸、马、毛皮及玉石等商品交易，形成陆上丝路东段。丝路东段形成于西汉朝早期（约公元前年），从长安出发，经兰州进入河西走廊，经过武威、张掖、酒泉到敦煌。
公元前年，张骞二次接受使命，带领副使、将士三百余人，携带“牛羊万头”“金币帛数千巨万”，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焉耆（yanqi今新疆焉耆西南）、龟兹(qiuci今新疆库车、拜城一带)，越过葱岭到达赤谷城（乌孙国首都，今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州伊什提克）与乌孙建立关系，通过乌孙又与大宛（dayuan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锡尔河上游东面）、康居（咸海以东，费尔干纳西北，今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境内）、大月氏、大夏（今阿姆河中游一带）、安息（今伊朗）、身毒（juandu今印度）等国建立了关系。由于西汉*府攻打匈奴节节胜利，当时己经控制了西域，因此张骞二次出使顺利，走了三十六个国家，和各国建立了友好往来。从那之后，汉武帝每年派使节去访问西域各国，西域派来的使节和商人络绎不绝，公元前60年，西域地区纳入了西汉王朝的版图。为了加强对西域的管辖，西汉*府设立了对西域的直接管辖机构——西域都护府，并沿着河西走廊设置郡县，派兵屯田戍守设置屏障，保证了丝路沿途的安全和旅途食宿的方便，丝绸之路进一步向西延伸形成丝路中段。据《汉书西域传》记载，从西汉都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然后分为南北两条路线。南道从敦煌出阳关往西，经过今天的罗布泊，到达楼兰（今新疆罗布泊西北岸），再沿着阿尔金山、昆仑山北麓向西，沿着塔克拉玛干沙漠南侧西行，经过且末（今新疆且末县）、精绝（今新疆民丰县）、于阗（yutian今新疆和田）、莎车（今新疆莎车）、疏勒（今新疆喀什）等地，越过葱岭，向西南可以到达身毒，或向西到达大月氏、安息、条支（西亚古国名，在今伊拉克境内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最远到的地中海东岸。北道从敦煌向西，出玉门关，经车师前国（今新疆吐鲁番），沿天山南麓，塔克拉玛干沙漠北侧西行，经过龟、姑墨（今新疆阿克苏）、疏勒等与南道汇合，再越过葱岭到大宛、康居，再经过安息、条支到达大秦（罗马帝国）。一般来说，南道开通较早，张骞通西域后更加畅通，北道到汉宣帝时才畅通无阻。丝路中段形成于西汉朝中期（约公元前60年），从敦煌出发，穿过白龙堆戈壁，分为北道和南道：北道从玉门关走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东南之哈喇和卓）、焉耆、龟兹到疏勒；南道过阳关走楼兰、且末到达于阗。
图为壁画中的“张骞出使西域”
图为张骞通西域的路线图
陆上丝路的兴起，东、中两段贯通，是西汉帝王实现统一西域伟略的重要标志。同时，以丝绸为主的商品贸易带动了沿线的地区和城镇的发展，长安己成为中国丝绸的重要集散地。当时的*府用两种方式征集货源，一是长安*府官方征调和国家税收，使大批丝绸由各地涌入长安，被收入国库，用作赏赐、互市贸易的回赠品；二是中原的丝绸商人，从产地将一批批丝绸和手工业制品转运至长安的东市和西市。以丝绸为主的商品在长安集中之后，商人们随陆上丝路由东往西贩运。这些具有冒险精神的商人，大部分获得丰厚回报而成为富商巨贾，从而吸引了更多人从事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活动。由于中国的丝绸色彩绚丽、质料柔滑，穿着舒适，在西域被认为是最上等的衣料，因而逐渐风靡域外诸国。西域商人于是抓住商机，携带着西域特有的商品，如马、毛皮、珠宝、玻璃器皿等随着使团进入中原来到长安，由此推进了丝绸之路的贸易往来。
1.2陆上丝路的延伸以丝绸为主的商品在长安集中之后，随商路由东往西交往到西域、安息、大秦等广大地区。张骞“凿通”丝路之后，丝路时断时续地向西扩展。公元73年班超出使西域，进一步疏通了陆上丝路的上述两段；公元97年，班超派遣甘英出使大秦，虽受安息人干扰而没有直接与大秦交往，但经中亚、西亚到达波斯湾。之后，历经三国、两晋、南北朝，陆上丝路的路线虽时有中断，但整体还是畅通的，并在原有基础上又有所扩展。通过丝绸商路，中国的丝绸、火药及先进物品被大量运往沿线欧亚各国。西域的宝石、香料、玻璃器具及葡萄、石榴等蔬菜水果，也源源不断地运至中国内地。
隋朝，不但恢复了已有的丝路，而且据公元年成书的《西域图记》记载，此时以敦煌为出发点，形成了三条到达地中海东岸的主干线：北道从伊吾（今新疆哈密），经天山北麓的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西边的木垒河）、铁勒部、突厥可汗庭（在今伊犁河流域），渡北流河（今伊犁河、楚河等），过里海北，到拂菻国（即东罗马帝国）和西海（即黑海）沿岸的刻赤（今俄罗斯克里米亚共和国港口城市，濒临刻赤海峡西岸）；中道过高昌、焉耆、龟兹、疏勒后，越葱岭，经康国（今中亚撒马尔罕）、安国（今中亚布哈拉）等地，到波斯和西海东岸的安都城（今土耳其安塔基亚）；南道经鄯善、于阗、喝槃陀（古称蒲犁，在今新疆塔什库尔干），越葱岭后，过吐火罗（今阿富汗），到北波罗国（今巴基斯坦）和西海（指阿拉伯海）。除此之外，还开辟了很多支线。为了加强对丝绸之路的管理，隋炀帝派遣裴矩专驻张掖以掌管与西域诸国的通商事宜。公元年，隋炀帝出巡武威、张掖等地，西域27国国王和使者到张掖拜谒炀帝，热闹非凡，被史学家称之为古丝绸之路上的“王国博览盛会”②。
1.3陆上丝路的繁盛图为班超出使西域路线图
图为班超
图为裴炬出使西域
唐朝，除了丝路得到进一步扩展，还在高昌和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分别设置了安西都护府、北庭都护府以分管西域各地，维护丝路的畅通。此时，丝绸的质量、品种和销量，均达到了空前的水平。丝绸以其丝滑、柔顺、轻盈散发出强大魅力，古罗马市场上的丝绸价格，一两丝与一两*金同价的天价③。丝绸更是被作为商品交换中的一般等价物，可以与多数商品直接交换，很多从事丝绸生意的商人迅速暴富，家资巨万。巨额商业回报吸引了更多商人的参与，丝绸商路沿线生意异常兴隆，有专门控制人员往来的关卡，有提供食、宿、草料的驿站，有林立的客店和商铺。很多交易活跃的地方发展迅速，成为贸易集散地和商业重镇。巨额的关税收入让唐朝国库充盈、国力强盛，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据《唐六典》记载，唐朝曾与多个国家和地区相互交往，定居于长安、洛阳的“胡人”不下10万。
在长安，来自中亚、西亚、南亚、东南亚以及欧洲等地的各国商人随处可见。繁盛的丝绸贸易使长安的富人越来越多，百姓富裕，消费暴增，致使丝绸商路上的商品随之增加，其他行业也快速兴起。丝路商品种类繁多，奇珍异宝令人眼花缭乱，从家畜到野兽，从皮毛植物、香料、颜料到金银珠宝矿石金属，从器具牙角到武器书籍乐器，几乎应有尽有。长安东市的商家当时达到二百二十行，包括铁行、笔行、肉行、绢行、秤行、大衣行等。旅店、饭店等服务行业也很兴盛。据记载，长安东市的一次失火，被烧毁的“曹门以西十二行”的商铺就有“四千余家”，损失的金银、丝绢、药材等数以亿计。丝路上的频繁交往，“使长安形成了一种效慕西域的风气，西域的乐舞、绘画、服饰、饮食，都成了汉人钦慕之物；边弹边唱、翩起舞、旋转如飞的胡姬所开的酒店，成了当时文人学士的流连忘返之所。丝路使长安成了一座国际性的大都市。”
1.4陆上丝路的衰落唐朝中期以后，受如下三方面因素的制约，丝绸商路的贸易急剧衰落，陆上丝路逐步被海上丝路替代。
一是战乱。唐朝中叶战乱频发，丝路被阻。安史之乱后，西藏吐蕃越过昆仑山北进，侵占西域大部；唐时北方地区连年战火，*河流域的丝绸生产几尽停顿。至南宋，*府已无法控制西北，商人唯求自保而不愿远行，丝绸商路日益衰落。
二是海运贸易的兴起。15世纪，奥斯曼帝国崛起，从土耳其控制中东开始，丝绸商路上的税收开始增加，以谋求利益为主的商旅开始逐渐放弃这条商业通道。这不但使得丝绸商路上的一些城市贸易衰败，同时也促成了大航海时代的开始。新型贸易通道的形成，使丝绸商路的地位完全失落，功能几乎丧失殆尽。
三是自然环境恶化。14世纪开始，西域地区气候干旱，降水减少，河流改道等自然因素使土地大量盐碱化、沙漠化，很多地区已经不再适合人类居住，西北丝绸商路的东端几乎荒废，曾经繁荣的西域古国销声匿迹。而今，只有古老的遗迹和尘封的文物可以见证古丝绸商路曾经的辉煌。
宋以来，伴随经济重心的南移，中西经贸交往的商道重心由陆上丝路转向了海上丝路。蒙古帝国的建立，原先陆上丝路所涵括的广大地区基本被纳入到帝国范围之内，外贸向内贸转化。明清以降，海上丝路渐趋进入顶峰，陆上丝路日益式微；到近代之后则完全衰落，被海路所替代。在近代期间，丝路成为西方列强经印度、中亚等地入侵中国西部、西南地区的一个重要通道，给当前中国以及与这些丝路接壤的国家和地区带来了无穷的灾难。
当然，横贯亚洲、连接欧亚、接通东西的丝绸之路，是一条商贸之路、探险之路、交流之路、开放之路。回望丝绸商路，跨越时空感悟历史，为中国商人不畏艰险，敢为天下先，用汗水、心血和智慧缔造了“商通世界，贸连天下”的世界文明所震撼，为历代帝王励精图治，探索“以商富国、以商福民”的治国方略而自豪。丝绸商路不仅书写了文明华夏，民族贸易和对外贸易的绚丽篇章，还打造了世界贸易的雏形，创造了天下共享资源的社会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史的不朽篇章。
二、陆上丝路的贸易伴随陆上丝路的贯通和扩展，丝路上的贸易渐趋繁荣。在多样化的贸易形式中，互市、朝贡、民间贸易成为最重要的三种贸易形式。在中原与西域等地的贸易中，分散在各个地区的商品类型渐趋多样化。在中原往西域贩运的商品中，丝绸是最为重要的，茶叶、瓷器，铁、铜制品等也日益凸显出来，而在西域输入中原的产品中，马牛牲畜、金银珠宝成为两大类主要的大宗交易。
2.1陆上丝路的贸易形式丝绸商路上的商贸活动和商贸*策，充分体现了中原王朝对丝路贸易的重视，在发展官方贸易的同时，积极鼓励民间贸易的发展。丝绸商路上的贸易形式主要有互市、朝贡、民间等三大类。互市贸易满足了中原与西域资源禀赋差异带来的需求，朝贡贸易带来了国际和平与外交利益，民间贸易作为前两种贸易的重要补充，促进了城市和商业的繁荣。
2.1.1互市贸易
互市贸易是由*府组织并在指定地点、指定时间内，对外国和少数民族之间贸易的通称。隋唐时期，中原王朝或农耕民众主要用丝绸（绢）、金银、及各种手工业品来交换周边少数民族的马匹及其他畜产品，这就是典型的互市贸易。
（1）互市贸易背景
互市的产生，实际上是由内地与边疆生产特点差异所决定的，这种差异主要表现为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的分工：中原气候适合桑蚕养殖，盛产丝绢，边疆地区以游牧为主，盛产良马牲畜。因此丝绸商路上的互市贸易内容，主要为绢马贸易。
隋唐时期，中原王朝或农耕民众主要用金银、绢帛及各种手工业品，交换周边少数民族的马匹及其他畜产品，历史上将这种互通有无的民族贸易称之为“绢马贸易”。
绢马贸易在历史上维持的时间比较长，它曾经是中原王朝或农耕民族同周边少数民族进行*治联系和经济交流的主要形式之一，其发展经历了无固定市场到有专设市场的阶段。唐末，由于边疆各民族对茶叶的需求渐增，绢马贸易逐渐被茶马贸易所取代。
（2）互市贸易机构
隋唐时期对于互市贸易的管理有规范化的官方机构和制度，这也是其国力强盛的体现。
隋唐时期互市贸易官方机构为互市监，设互市丞，专门管理互市贸易各项事宜。隋代设有“交市监”机构，管理民族间贸易之事宜。唐代初期沿用隋代的“交市监”互市管理机构，唐太宗贞观六年（年）将交市监改名为“互市监”。武则天垂拱元年（年），曾经一度改称为“通市监”，但是不久又恢复为“互市监”。
机构的多次调整，表明最高决策者对民族互市的重视以及对理顺互市管理渠道的积极态度。同时，随着贸易规模逐渐扩大，越来越多的边境城市中设立由官方统一管理的互市市场，如唐蕃古道上的赤岭及唐与突厥贸易的朔方等。
丝路上设立互市的地点主要在边境地区。赤岭位于今青海境内的日月山，是唐蕃古道上的重要关隘。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年），唐与吐蕃会盟，双方在赤岭立碑，作为双方边界的标记，因而成了唐蕃互市之地。吐蕃经常在赤岭“交马”，用以换取唐朝的缣帛、茶叶及生活必需品。（《旧唐书?吐蕃传》）
图为唐蕃会盟碑
（3）互市贸易发展
隋唐时期，丝绸之路上的互市实际上是由内地与边疆生产结构差异所决定的。资源禀赋的差异导致不同的需求：中原盛产丝绢，但*事和农业生产需要大量良马牲畜，统治者常不远千里求取名马；边疆地区盛产良马牲畜，少数民族利用有利条件，在东西方贸易中居间贩卖，以获得巨额利润。
隋文帝时期，突厥赶马到边境城市，请求与中原进行贸易，隋文帝应允。
突厥族建立的东西突厥汗国是同隋唐王朝最早发生互市的少数民族*权。早在隋文帝开皇初年，“突厥部落大人相继遣使贡马万匹、羊二万口、驼牛各五百头，寻遣使请缘边互市，与中国贸易，诏许之。”于是双方便开始了互市贸易。
唐玄宗时期，中原急缺战马，又与突厥进行数次互市贸易，以绢换马，双方都获利颇丰。唐玄宗即位以后，由于国家急需战马，唐又与突厥进行多次绢马互市，双方都获得了实惠。
后来唐与后突厥汗国约定，设立专门的互市场地，每年以数万匹绢换戎马，“以助*旅，且为监牧之种，由是国马益壮”。天宝初年，双方互市又移至朔方(今陕西靖边白城子)，朔方节度使王忠嗣“每至互市时，即高估马价以诱之，诸蕃闻之，竟来求市，来辄买之，故蕃马益少，而汉*益壮。”在西域立国的西突厥汗国在开元初年，亦派人常常在安西与唐互市，亦密切了双方关系。于是双方便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茶马和绢马互市。
互市市场的形成更加促进了内地与西域之间的贸易往来。同时也为丝绸之路的形成奠定了稳定基础。同时也是丝绸之路逐渐成熟，在互市过程中双方出现新的需求而产生的，它的产生促进了互市的顺利完成，也是经济随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
2.1.2朝贡贸易
朝贡贸易就是中央*府与周边诸民族和域外各国的进贡和回赐关系。这种关系的实质是以物易物，带有浓厚的*治色彩。
（1）朝贡贸易背景
汉唐中期，国力殷实，生产力发展，物产丰富。域外诸国纷纷称臣或与中原建立友好邦交，按规定时间前来朝贡。
中原王朝国力强盛，是朝贡贸易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
西汉和唐初，匈奴势力强大，东突厥横行西北，西突厥控制西域，*府无力作出有效的抵抗，采用和亲*策的同时，每年送给匈奴贵族大量的丝绸，以换取边境的相对安宁。汉唐中期，中国周边和境外少数民族国家,在被中原王朝用武力征服或威胁后即变成了藩属之地，其履行属国义务，每年向王朝进贡大量珍品。唐朝画家阎立德作的《职贡图》就是这一情形的反映。
中国自古就是礼义之邦,深知礼尚往来之道,故对朝贡者大都根据所贡物品价值,回赠相当数量的中国丝绸等特产作为答谢。开元七年(年),吐火罗来贡,玄宗“以其远蕃修贡,加宴劳赐锦彩五百匹。（《册府元龟》卷《朝贡》）”
（2）朝贡贸易机构
为了适应丝路畅通所引带来的朝贡贸易繁荣局面，中原王朝渐趋设立了贸易管理的机构。其中，太府寺和鸿胪寺是两个最为典型的贸易管理机构。
太府寺是中央设立的管理商业贸易的最高行*机构，长官太府卿为从三品，副长官太府少卿，其职责是掌管国家财*税收及支出，管理首都各坊市、物价及度量衡等。“掌邦国财之*令，总京都四市、平准、左右藏、常平八署之官属”，“以二法平物，一曰度量，二曰权衡。”其下属还有太府丞、主簿、录事等。
图为《职贡图》描绘了唐太宗时期的来朝使者（唐，阎立德）
鸿胪寺是唐宋时期专设的礼仪外交机构；明清之际虽也设立鸿胪寺，但其职能很多被礼部替代。其职责是执掌朝会礼仪、外宾接待事物，凡国家大典礼、郊庙、祭祀、朝会、宴飨、经筵、册封、进历、进春、传制、奏捷、各供其事。凡外国或少数民族的皇帝、使者，到长安朝见皇帝或进贡，鸿胪寺按等级供给饮食及招待。另外，鸿胪寺也需对进贡物品进行估价，拟定回赐外国皇帝、使者的物品种类和数量。
中原对于来朝的使臣赏赐颇丰，一次赏赐数量多达数千万（成千上万匹丝绸）。唐玄宗开元年间朝贡的国家和地区达到“七十余蕃”，其中包括突厥、契丹、吐蕃、龟兹、疏勒、于阗、焉耆等周边少数民族以及日本、新罗、大食、波斯等境外诸国。朝贡主要贡品有犀牛、大象、豹等珍禽异兽；水晶、珍珠、玳瑁等珠宝珍玩；沉香、人参、龙脑香等香料药材以及波斯锦、白叠布等棉织品,甚至还有歌伎、舞女等侍女优伶。
（3）朝贡贸易发展
朝贡贸易满足各国贵族商品需求，促进中原王朝与世界各国的友好贸易往来。域外各国使节一路来到长安，很多沿线城市的商人抓住这样的商机，带动沿线城市的繁荣。西域商人携带如马、毛皮、珠宝、玻璃器皿等西域特有的商品，随使团进入中原来到长安，由此推进了丝绸之路的贸易往来。域外各国认识纷纷派遣使臣携带奇珍异宝到天朝进贡，以获取中国的丝绸和特产。时有零散商人也以使臣名义，或跟随使臣的队伍一同前往长安进行贸易，贩运丝绸运往西域和中亚、欧洲等国。
由于大批商人的到来，东汉时期，*府在边境屯田戍守，道路关口设置驿站，款待来往传信驿卒和络绎不绝的商胡贩客。西域商人东来时带了大量的西域特产和珍宝，往返时运回的商品则以丝绸为主。
图为“蕃商胡贾”骑着骆驼从阿拉伯、波斯地区一路东行图
丝路贸易措施完善，商旅受到*府保护，随着贸易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胡商前来经商，在长安和其他商贸重镇中定点经营，甚至安家落户。今日兰州的滨河路上，有一胡人牵驼奋力前行的大型石雕，反映的即是活跃于古丝绸之路上的蕃商。这些蕃商中，有许多人因长期在中国经商，最后定居下来，成为回族的先民。
中原内地的汉族行商在唐朝建立之初就数量众多，而且随朝贡使团的不断增加，商品经济的逐步发展，这类商人的数量更有了迅速增加。唐中叶以后，行商的数量急剧增加，他们有在一定地区进行小规模贩卖的商人，也有资金雄厚、活动范围广阔的富商大贾。
丝绸之路发展到鼎盛的时候，在中原内地的贸易城市时常能见到突厥、回纥、大食、波斯甚至东罗马帝国的商人，他们主要贩卖珠宝香料等西域特产到中原各城市，并收购中国的丝绸和特产一路转运往西方。所以在这一点上，朝贡贸易在某种程度上极大的激发了众多做丝绸贸易与其他行业的商人，促使丝绸之路的繁盛。
2.1.3民间贸易
民间贸易是民间自发开展的商业活动。除了国家控制的互市以外，零散商人和有组织的商队常年往返于固定城市之间，进行商品转卖和贩运，亦是丝绸运往西域和中亚、欧洲的一种重要贸易形式。
（1）民间贸易背景
丝路开通初期，各国使臣得到保护，西域零散商人跟随使团或借使臣的名义前来贸易。东汉时期，*府在边境屯田戍守，道路关口设置驿站，款待来往传信驿卒和络绎不绝的胡商贩客。西域商人东来时带了大量的西域特产和珍宝，西返时，运回的商品则以丝绸为主。
丝路贸易措施完善，商旅受到*府保护。随着贸易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胡商前来经商，在长安和其他商贸重镇定点经营，甚至安家落户。
贞观十四年（年），唐朝平定高昌、击败西突厥汗国，丝路上畅通无阻。太宗下诏招商和鼓励贸易，昭告天下，“西突厥已降，商旅可行矣。”自此，西域和昭武九姓的行商来华贸易者与日俱增，有些商胡由此而成巨富，甚至跻身*界。
（2）民间贸易行商
行商是指以私人身份在丝路上从事转运商业活动的一种商贾。行商主要由中原地区汉族行商和境外西域的胡族行商组成。
中原内地的汉族行商：这种商贩在唐朝建立之初就数量众多，而且随着商品经济的逐步发展，这类商贩的数量迅速增加。唐中叶以后，行商的数量急剧增加，他们大多为本小利微的小商小贩，在一定地区进行小规模的贩卖活动。其中也有资金雄厚、活动范围广阔的富商大贾。
西域和境外胡族行商：他们居无定所，长期进行长途贩运和转手倒卖，大多贩卖体积小而轻、容易携带且价值昂贵的珠宝珍玩，由于利润巨大，故贩运者遍及丝路沿线和全国各地。
长途贩运的行商们大都与各城市中的住商有着固定的贸易往来。
（3）民间贸易住商
住商是指具有市籍和私人邸店及固定营业摊点而专营商业的中外商贩。住商主要由大多数的中原汉族商人组成，也有极少数是西域胡商。
全国各地的住商数量极多，隋朝已愈万家，入唐后住商数量更多，仅长安一地就有王元宝、杨崇义、郭万金、邹凤炽（chi）、窦义等数十家闻名全国的巨额富贾。其中有专营丝绸者，有专营珠宝者，有专营旅店者。长安东西两市都设有绢行，专以丝绸为业的住商当时不在少数。丝路沿线商镇及东西两京城内经营盐铁、木材、茶叶、饭店的住商，数量更多。
2.2陆上丝路上的商品从公元前2世纪到清代，丝绸商路上往来的商队将西域的特产和独特的生产技术等带到中国，而中国也将古老文明孕育下的丝绸、火药、造纸、印刷等产品和技术传到西域各国。丝路上流通的商品，主要分为中国向外输出的商品和西域输入中国的商品两大类。
2.2.1中国向外输出的商品
中国向外输出的商品相当丰富，品种多样，且技术含量较高。在特色商品方面，主要有丝绸、生丝、陶瓷、茶叶、铁器、铜器、金银首饰、兵器、火药、医药品等，而主要的流通商品除丝绸和丝绸制品外，还有铁制品、陶瓷和茶叶三大类。在先进技术方面，主要有冶炼和制造技术、水利和灌溉技术、养蚕和纺织技术、制瓷技术、造纸和印刷技术、火药制造技术、医学、先进的农耕经验等。当然，丝绸是丝路上流通量最大、最为珍贵的商品，故丝绸商路因此得名。
（1）丝绸
丝绸商路流通的商品种类繁多，但丝绸是丝路上最主要的，也是最受欢迎的商品。
早在汉代前，中原地区盛产的丝绸就已经被西域边疆少数民族所认识和喜爱。张骞“凿通”西域后，丝绸被带到了更远的域外诸国，使西方世界几乎认识了这种华美、轻盈的纺织品。
丝绸产地在唐朝前期以北方为主，其产地主要分布在山东、河南、河北，如广陵的锦、丹阳的京口绫、吴郡的方纹绫、越州的越罗、吴绫等；唐朝后期经济中心南移、气候变化，产地也逐渐南移，主要分布在北宋的两浙路（今天的浙江省、江苏省的镇江、苏锡常州地区、上海市、福建省闽东地区）、江南东路（今天的江苏、安徽两省长江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江南西路（今天的江西省的大部分地区）、荆湖北路（今天的湖北省洞庭湖以北至荆山，西至沅澧二水地区）、荆湖南路（今天的湖南省和广西全州地区）。
丝绸作为中原输往西域的主要商品，其品种多样，且各个朝代还存在明显的不同，如下表。
（2）铁器及铁制品
铁器指的是完全用铁打造的器具，主要有兵刃，如宝剑、铁矛等；铁制品指的是在铜器上加铸铁制作的零部件器具，主要有防护器具、生产工具、生活器具等，如铁援铜戈、铁锅、剪刀等。
表1：先秦至清代之间各个朝代丝织品种一览表
我国是世界最早使用铁器的国家之一，商代已经出现了陨铁制品，因陨石量少，取之不易，通常只被用作战略物资；西周时期，人工冶铁技术发明，铁制品迅速普及到生产领域，成为提高生产力和生产效率的重要生产工具。秦汉时期，冶铁技术进一步成熟，铁器作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和战略物资被大量生产，铁器在全国得到普及。中国的铁器和铁制品先进实用，被其他国家所需要，因此出口量猛增，利润丰厚。汉武帝时期冶铁收归官营，铁器工业成为支柱型产业。
据敦煌和吐鲁番文书记载,无论是在高昌和敦煌的商市上都有大量铁器和铁制品的出售,交易十分活跃。
（3）陶瓷
陶瓷是陶器和瓷器的总称。陶瓷是以粘土为主要原料以及各种天然矿物经过粉碎混炼、成型和煅烧制得的材料以及各种制品。
中国最早的彩陶发源地在*河流域，主要为生活用品及储存器皿。秦汉和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瓷器的烧造技术工艺更臻成熟,形成了以青、白瓷为代表的南北文化系列。隋唐时期的瓷器生产更有了长足发展,产地更加扩大,瓷器种类更为繁多,其中又以隋代的“琉璃绿瓷”、唐代的白瓷和“三彩陶”（如图中的骆驼三彩陶）为典型代表。
图为骆驼：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工具，唐三彩陶中的重要品种
由于瓷器具有高超的烧造技术和珍贵的观赏价值,因而也就成了中外商贾在丝路上大量贩卖的大宗商品,也成了中外人民所热心追求的艺术品。
（4）茶叶
茶叶是一种灌木，可入药，加工后可冲泡饮料。
大约从秦汉开始,中国人民就已经知道了饮茶可以止渴、提神和防治疾病的功能。到了唐代,茶已成为人民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饮料,古时有“茶为食物,无异米盐,人之所资,远近同俗”（《旧唐书?李珏传》）之说。因此茶叶成为市场上最为抢手的紧俏商品之一。因为丝路的畅通,茶叶大量被贩运，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的游牧民族依赖茶叶平衡饮食结构，域外诸国人们喜好饮茶，并奉为时尚。据有关文献记载,蒙古草原的回纥使者每至长安朝贡之时,往往都要“驱马市茶”（《新唐书?陆羽传》）,满载而归。
2.2.2西域输入中国的商品
西域输入中国的商品，主要包括物品、农作物和生产技术。主要商品有马牛牲畜、粟麦米面、金银珠宝、各种毛皮、毛织品、服饰、艺术、药品、玻璃器皿、香料，乐曲和乐器以及舞蹈杂技、绘画技艺、天文学和宗教文化等；农作物有西域特有的胡桃、红蓝花、石榴、葡萄、苜蓿、胡麻、胡豆、胡葱、胡瓜（豌豆、大蒜）、酒杯藤、麝香等等；其中最大宗的为马牛牲畜、金银珠宝二大类。生产方面有优良牲畜及其饲养技术、农作物品种及其栽培技术、葡萄酒及其酿造技术等。
三、陆上丝路上的商人在陆上丝路的形成、扩展过程中，像西汉的张骞、东汉的班超和甘英、隋朝的裴钜等人明显起到了沟通、维护和保障丝路畅通的作用；而来自中原、西域的商贾则推动了商路的繁荣。商贾，则是古代对商人的称呼，分为行商和坐贾。
3.1中原商人在陆上丝路上从事贸易的中原商人，行商占据绝大部分，只有很少一部分以丝路上的商镇为中心形成的住贾。住贾，又以京城里的商人为典型。中原商人不断把以丝绸为主的商品贩运、文化技术等传播到西域等广大地区，又把西域等地区的商品输入中原，推动了沿线地区社会经济的繁荣。
3.1.1京城里的商人
京城里的商人主要是指以京城为中心从事商业贸易活动的住商。西汉前期最富有的是那些大盐铁商。宛（南阳）孔氏、曹（山东曹县）邴氏，都以铸造业起家；齐人刁间则依靠贩盐致富。转输各地土特产品的大贩运商在富商大贾中亦居前列。孔氏、邴氏、刁间都兼营贩运业，更有名的是洛阳师史，“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家财居然达到了万。
隋唐经济的繁荣，富商大贾的人数更多、名气更大。唐朝初年河东人裴明礼会料理生活，操持家业。他收购世间遗弃的物品，积攒到一定数量后再卖出去。这样，他积赞了万贯家财。金光门外有一块土地，因为尽是瓦砾，无人购买。远见卓识的裴明礼买下一块荒芜之地后，在这块地里竖立一根木杆，其上悬挂一筐，让人拣地里的石头瓦砾往筐里投掷，投中者奖励钱，吸引多人都前来投掷。上千个投掷的人，仅有一二个人投中。还未等这些人投掷熟练，地里的瓦砾已经拣拾尽了。于是，裴明礼又将这块土地让人放羊。这样，地里又积满了羊粪。之后，裴明礼把事先拣拾搜聚的各种果核撒在这块地里，再用牛犁将它翻起来。一年以后，地里长出茂盛的杂果树苗。裴明礼运到集市上去卖，又赚到了许多万钱。后来，裴明礼又在此地上建造房屋，在院子的周围安置蜂箱养蜂贮蜜。地里全栽上蜀葵，蜜蜂采花酿蜜又传授花粉，蜀葵与蜂蜜都获得丰收。裴明礼善于经营管理，唐太宗贞观年间，裴明礼自古台主簿升任殿中御史，又转任兵部员外中书舍人，后升任太常卿。
图为裴明礼
像王元宝、杨崇义、郭万金等则是唐中期的巨富。王元宝以贩卖琉璃而成巨富。他经常乐善好施、扫雪迎宾，每至冬月大雪之际，令仆人自本家坊巷口，扫雪为径路，他亲自到坊巷前恭敬地站着，迎揖宾客，就本家具酒炙宴乐之，为暖寒之会。王元宝的宅府，时人称之为“王家富窟”，极为奢华，据说他家的房子以金银叠为屋壁，宅中的礼贤室以沉檀为轩槛，以碔砆甃地面，以锦文石为柱础，并把铜钱当地板砖，铺在后花园的小径上，称这样可以防滑。他的床前有用檀香木雕的两个童子，手捧七宝博山炉，自暝便焚香至晓。
传说王元宝家有一把神奇的宝扇，极凉且能自转，每逢热天请客吃饭时，他便让家人将扇子拿出来放在座前，并在上面洒些新水，这时扇子“则飒然风生，巡洒之间，客有寒色，遂命撤去”，玄宗闻听后感到好奇，就命人把这把扇子借去观赏，称赞道“此龙皮扇也”。④传说中国古代正月初五拜财神、财神爷巡游民间送福送财、吃发菜等等传统习俗都与王元宝有关，此说虽无记载，但管中窥豹，可见一斑，大唐首富王元宝在民间已演变为神话，成为古今商贾的终极偶像。
唐末僖宗时，长安有个王酒胡，曾和僖宗一起吃喝，纳钱30万贯助修朱雀门；以后僖宗新修安国寺毕，规定能舍钱贯者撞新钟一下，王酒胡半醉走上钟楼，连撞下，即于西市运钱10万贯入寺，光这两笔捐献就达40万贯。
3.1.2陆上丝绸之路上的行商
丝绸之路上的行商主要是指在丝绸之路上从事商业贸易活动的中原行商。由于行商活动范围广，自身留下的资料较少，但能从零星的出土文书中可以反映出陆上丝路上的汉商活动频繁情况。
吐番出土文书《唐开元二十一年（年）西州都督府案卷为勘给过所事》所记京兆府华源县人王奉仙，⑤开元二十年（年）前往安西运送兵赐的雇佣人，年，长安人王奉仙在安西（库车）服役回到西州时，取得过所（通行证），但走到赤亭时患病，发现欠了他三千文钱的张思忠的行踪，随后追赶，他为了追债偏离了既定线路。到西州酸枣戍的时候，被守酸枣的兵士捉住，因为他没有向北庭去的过所，却一路向北而去。他解释说他之前因为患病无法赶路，且有人作证，最终得以放行。吐鲁番出土的过所文书与尼雅（在今新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南缘尼雅河畔）、库车（在今新疆阿克苏地区东端）出土的一样，都表明商人贸易处在官府的严密管控之下，没有官方的许可，商人不能随意偏离既定路线。行客也包括远行商客，王奉仙这样远行到安西的人，被称作“行客”，从张思忠欠负他三千文钱的事实，似乎可以看出这些行客在旅途中也从事放贷或买卖。这件西州都督府案卷还记载了桑思礼、蒋化明从北庭到伊州纳和籴（纳税）。蒋化明为作人，原先是京兆府云阳县蝗峨乡人，26岁，从凉州与敦元暕驱驮到北进，后来成为金满县百姓。与郭林赶驴去伊州纳和籴，过所被权奴子盗去，驴在路上得瘟疫病死，交易所得的收入花完，在无奈之下逃向北庭时，被郭林派人追捉。后由西州判定由北庭人桑思礼将蒋化明带回北庭处理。
阿斯塔那的5号墓所出《高昌县为麴嘉琰请过所状》，⑥文书共有18行，从其内容看，是高昌县县府呈复西州都督府户曹的状文。文书盖有三方“高昌县之印”，可见文书是高昌县呈报给西州都督府户曹的状文正本。说西州都督府户曹接到了高昌县民麴嘉琰申请批给过所的牒文。牒文记录麴嘉琰携子清、奴乌鸡、婢千年、作人王贞子、骆敬仙及驴十头、马一匹，欲从高昌县前往陇右临洮*经商，为顺利通过途中所经关镇守捉等关卡，请求州府批给过所公文。
《唐果毅高运达等请过所文书》记载汉商高运达与两个胡商一起申请过所。⑦反映了中古时期胡汉商人共同组成商队进行交易的情况。我们从P.《丑年十二月沙州僧龙藏牒》记载索家齐周与大哥之间的一场财产纠葛⑧，齐周不但经营农业畜牧业同时经营商业，开酒店造酒，出使伊州贩卖铁器，遂成巨富。
此外，唐代还出现了汉人与粟特人合伙经商的情形，由此也留下了一些汉胡商人之间的诉讼案例。以粟特商人为代表的胡商的大量出现，体现了丝路上民间贸易的频繁，而中西方的商人穿梭于丝绸之路上，以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推动了丝绸之路的商贸繁荣。
3.2西域商人相对中原地区而言，西域地广人稀，但资源丰富、物产多样。西域商人就在丝绸之路上不断把西域物品输入中原，把中原物品推广到欧洲等地区。在此过程中，西域商人在中西商贸交往中起到了巨大的桥梁和中介的作用。西域等广大地区对中原丝绸等物品的钟爱，刺激了西域商人来中原贸易的动力。
3.2.1胡商的界定
中国从古代开始将外国人称作化外人、蕃夷、外藩人、胡人等。如果是商人，就称作胡商、商胡等。汉唐之间东西陆路经济文化交流，大多以胡商为中介来进行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往往把西域人称为胡，把西域来的商人统称为商胡或胡商，一般说来，胡商主要指来自中亚、西亚等国家的商人，有时也指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商人以及南粤地区的少数民族商人。他们的来源地包括波斯、大食、西域、回鹘、南越等地，其中以粟特商人最多。对这些商人，唐人则往往贯之以共同的称呼，即“胡商”、“贾胡”或“兴胡”，“胡商”即经商的胡人之简称。
称作“商胡”或“兴胡”的商贸，其活动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通过某个中介民族而间接进行的。丝路贸易不是由一个国家或某一个民族单独来完成的，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其他先后兴起的民族都是其中的参与者，即后来兴起的民族对前一民族在发展贸易上具有一种继承性，如匈奴、月氏、乌孙、粟特、鲜卑、口厌哒（即白匈奴）、突厥、回鹘等北方游牧民族，他们都曾先后参与了丝路贸易，在丝绸之路贸易中发挥过积极的作用。
3.2.2胡商的贸易活动
自汉开始，历经魏晋南北朝隋唐，胡商在中国的踪迹屡见于史籍。从汉文史籍看，东汉以降，大量胡商来华。魏晋以后，伴随着这些粟特人的商业活动，他们在丝绸之路上停留、居住，从而形成了一些聚落，并设有聚落首领，聚落带有一定的自治性质。自公元3世纪开始，粟特人在塔里木盆地周边地区的于阗、楼兰、疏勒、龟兹、焉耆等地就相继建立了一些聚落。隋唐时期，丝路贸易出现繁荣的局面，更加吸引了大量的粟特人入华。出现“伊吾之右，波斯以西，职贡不绝，商旅相继”的场面。⑨唐人张籍所作的《凉州词》描述凉州道路上运输丝绸的景象“边城暮雨雁飞低，芦笋初生渐欲齐。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当然，胡商在丝绸之路上进行贸易要受到当地*府的管辖，胡商要往内地贸易必须持有当地*府部门官吏发放的“过所”。
在吐鲁番发现的一件粟特文地名录（T.iiD.94）中，记载了九到十世纪粟特人在欧亚大陆的经商路线。这条商路自西而东为拂菻（东罗马帝国）、波斯、安国、吐火罗、石国（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市）、粟特、拔汗那（即汉时的大宛）、朅盘陀（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佉沙（即疏勒）、于阗、龟兹、焉耆、高昌、萨毗、吐蕃、吐浑、弥药，最终到达薄骨律⑩（宁夏灵武）。
吐鲁番出土的《唐开元二十年（）瓜州都督府给西州百姓游击将*石染典过所》、《唐开元二十一（）西州都督府给石染典公验》，记载了粟特商人石染典带着作人康禄山、石怒忿以及家生奴移多地，还有牲口等，从安西（今库车）先到瓜州市易，途径敦煌、哈密、铁门关，准备再到安西经商。石染典一行经过悬泉、常乐、苦水、盐池戍守捉等地方上的镇防机构，由官员勘查后，来到沙州。石染典向沙州官府呈报自己携带奴隶、牲口到沙州贩易，并申请去伊州的过所。到伊州后，向官府呈上瓜州所发“过所”证件，由伊州刺史查验、盖印，才能继续西去安西。这件“过所”上首处盖有“瓜州都督府之印”。中间三处盖有“沙州之印”，尾部盖着：“伊州之印”。从这份文书看，商人的“过所”是在丝绸之路上商客行旅必有的通行证或身份证。由于申记过所必须申报同行人、所携商品情况，所以“过所”又具备营业许可证的性质。经过鉴证、勘查过的“过所”，方才有效。如果没有“过所”，那么在经过关律要塞时，就会被抓获扣留，直到弄清身份，送有关功曹处理。另外，《唐开元二十一年（）石染典买马契》、《唐开元二十一年（）石染典买驴契》文书，记载了石染典进行马、驴交易的情况，是难得的粟特商人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文书。
图为石染典买马契图
图为胡商遇盗图
由于在丝绸之路上是远距离运营，路途风险很大，加之古代丝绸之路上经常有盗贼出没，这就要求他们必须组成商队。吐鲁番文书《唐垂拱元年（）康尾义罗施等请过所案卷》，记录了两组从粟特、吐火罗来的商人在西州重组商队，准备从西州到长安去经商。尽管这样，仍然会遇到危险的情况。玄奘西行求法，曾在新疆焉耆目睹过一场惨剧：“山西又逢群贼，众与物而去。遂至王城所处川崖而宿。时同侣商胡数十，贪先贸易，夜中私发，前去十余里，遇贼劫杀，无一脱者。比法师等到，见其遗骸，无复财产，深伤叹焉。”①敦煌莫高窟第45窟有一幅胡商遇盗图，遇到强盗，商人只好把货物摆在强盗面前祈求神灵保佑。
年5月，在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乌恰县以西的一个山崖缝隙间发现枚波斯萨珊银币、16根金条，可能是商人遇到强盗时紧急掩埋的。商队行走在途中，危险情况随时会发生，既是雇佣武装护卫，如果遇到抢劫者的力量过于强大，仍然不可避免地遭到抢劫，从乌恰县山洞中紧急掩埋的财宝的数量看，应该是一支大型商队。据P.《沙州都督府图经》记载敦煌西北有一个“兴胡泊”，“东西十九里，南北九里，深五尺。右在州西北一百一十里。其水咸苦，唯泉堪食，商胡从玉门关道往还居止，因以为号。”②因为有泉水，可为商队补充水分，还可休息，该地应该是古代商胡往返的必经之地。近年来，出土的西安安伽墓、史君墓、流失国外的Miho美术馆北齐石棺床、安备墓石棺床、青海郭里木吐蕃墓棺板画中都有关于商队运营的场面，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图象学资料。
丝绸之路东线发展的粟特商队并不是孤立的，他们与家乡撒马尔罕保持着密切的商贸联系，比较典型的是栗特文二号古信札的记载。当时粟特商人以凉州作为贸易中心据点，向各地派出商队从事商业贸易，他们经商的地点包括洛阳、邺城、金城、敦煌等地，而且与楼兰也有贸易往来。大麻纺织品和毛毡（毯）是粟特人销往内地的商品，丝绸和香料（磨香）则显然是粟特人在华购买欲送回撤马儿罕的商品，这四种商品实际上也是丝绸之路上往来商旅贩运的最主要商品。
图为史君墓石棺商队图
图为史丝绸之路东段——长安至敦煌段
为得到中国的丝绸，粟特商人甚至参与了具有高额利润的贩卖人口的交易。除此之外，胡商还主要参与了马匹、骆驼等交易活动。沿着通往中国的丝绸之路，商人把中亚的玻璃器、宝石、各种装饰品运到中国，然后把中国的丝绸、香料、漆器、铁器、金银器等运到中亚。经过长途跋涉之后，转手卖给波斯人、罗马人、印度人或者草原上的游牧民族。胡商在从事大规模贸易的同时，也传播语言、艺术、技艺和宗教。僧侣进入中原是伴随商业活动，或者说在商业活动的带动和影响下，进行宗教传播活动的。
四、陆上丝路上的主要城镇西汉张骞“凿通”西域以来，丝绸商路不断由东往西延伸，到盛唐时期已经形成了以长安为起点，东、中、西三段构成的完整丝路。随着陆上丝路的形成与畅通，丝路沿线的交通要隘逐步发展成为商贸繁盛的城镇。
4.1陆上丝路东段上的城市陆上丝路东段，是整个丝路中最早形成的。伴随张骞出使西域，至西汉早期（约公元前年）已经初步打通。东段从长安出发，经兰州进入河西走廊，经过武威、张掖、酒泉到敦煌。这一时期，陆上丝路的主要贸易形式是互市，胡商和中原商人在敦煌进行丝绸、马、毛皮及玉石的交易。
伴随陆上丝路的畅通，在丝路沿线的重要地区出现了一批重要城镇。像丝路起点的长安，是当时国际上的大都市；河西走廊上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中原王朝曾在这里设过都护府，又称为河西四郡。
4.1.1丝路东段起点——长安
隋唐长安城是当时全国*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世界上最著名、最繁荣的国际化都市之一。由丝绸商路来华的商贾，主要活动在唐朝首都长安及开封、洛阳等地。作为丝绸商路起点的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商业都市，人口逾百万，商业发达，共有九市十二大街，像磁石一样吸引着阿拉伯、波斯穆斯林商贾的蕃商和西域的胡商等地的商人。在长安进行贸易的蕃商日益增多，以致唐*府在长安专门设置“互市监”，加强对他们的管理。同时还设有东西两市。中原的丝绸商人，从产地将一批批丝绸和手工业制品转运至长安的东市和西市，供各国的商人收购和交易。
4.1.2丝路东段要隘——武威
武威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是丝路沿线重镇，是“丝绸商路”上一颗璀璨的明珠。武威古称凉州，自古就是中原与西域经济、文化交流的重镇，是“丝绸商路”的要隘，一度成为北方的佛教中心。位于河西走廊最东部，郡治为姑臧（今甘肃无为县城附近）。这是大丝路进入河西走廊的第一大镇，正当走廊东大门，扼丝路之要冲，“通一线于广漠，控五郡之咽喉”，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始设于汉武帝时期，为河西四郡之一。
图为河西走廊的门户——武威图
图为丝绸之路重镇——张掖
自汉武帝开辟河西四郡，历代王朝曾在这里设郡置府，东晋十六国时，前凉、后凉、南凉、北凉国和隋末的大凉*权先后在此建都，成为长安以西的大都会，中西交通的咽喉，丝绸商路的重镇，民族融合的熔炉。“丝绸商路”的开通，使武威成了河西*治、经济、*事、文化的中心，是河西走廊的第一个交通重镇和商品集散之地。
武威在丝路上具有贸易中继站、商品集散地和胡商商业活动基地的性质。商人们的手中的商品从长安流向丝绸商路的第一大贸易中继站，期间渡过*河，经过兰州到达武威。有很多商人常年往来于固定城市之间，专门做东西商品交换的贸易。来自长安的内地商人（也有部分胡商）从产地或者长安的贸易市场收购东方的丝绸、瓷器等，运到武威市场，在市场中与西域来的商人交换金银器、玻璃器和珠宝等西域特产，再将商品运回长安。由西域来的商人从长安出发运往武威的商品，在此地短暂停留，在武威市场中集散分流，或被卖给西去北道、南道的胡商，或直接流向更远的贸易重镇。规模大的商队往往设施完备，沿路各地与商队关系密切的商人有时会随大的使团商旅一起上路，在武威长期经商的商人常按约定来到商队驻地，经得商队首领同意后，再跟随使团商队一起西行，到其固定的发货地点敦煌做生意。
4.1.3丝路东段重镇——张掖
张掖古称甘州，是丝绸商路上的国际贸易都市，是河西走廊重镇。
张掖市位于甘肃省西北部，河西走廊中段，东邻武威和金昌，西连酒泉和嘉峪关，汉武帝元鼎六年（前年）置张掖郡，取“张国臂掖，以通西域”之意。北朝西魏改为甘州。东汉（26－年）时期，内地与西域以丝绸为主的商业贸易逐步繁荣，中国丝绸通过张掖运往西域，远销大夏、安息、大秦，直至地中海沿岸地区。张掖地处河西走廊咽喉地带，成为丝绸商路上的重要枢纽。
西魏（－年）时期，西域商队云集张掖，东罗马帝国和波斯钱币可在张掖交易中使用，张掖成为国际贸易城市。中原王朝在这里实行鼓励中外贸易的*策，保护胡商，禁止地方豪强对贸易的胡商敲诈欺侮，建立胡商互市的各项制度，对于自西域而来的合法商人提供尽可能的便利条件。隋代（－年），张掖成为经营河西和西域的大本营，民族贸易异常活跃。公元年，隋炀帝西巡，亲自在张掖主持有西域27国使臣、商贾参加的“互市”。唐代（－年）时，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张掖是西域诸蕃与中国互市的集中地，之前随各国使团来此的胡商在这里形成了与中国贸易的商业市场，并积极以张掖作为发展对外贸易的基地。
4.1.4丝路东段要塞——酒泉
酒泉(现酒泉市)为汉代河西四郡之一，自古是中原通往西域的交通要塞，丝绸商路的重镇。
图为丝路要塞——酒泉
图为丝路东段咽喉——敦煌
酒泉东接张掖市和内蒙古自治区，南接青海省，西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北接蒙古国。酒泉一带原为匈奴驻牧地，公元前年（元狩二年）汉武帝派霍去病进*河西，同年秋天打垮了浑邪王，把匈奴残部追逐到玉门关外，西汉王朝把中原几十万人迁来河西酒泉等地居耕，于是这里的文明昌盛开始了新的一页。公元前年，西汉*府因“城下有金泉，其水若酒”而命名，设置酒泉郡，辖*河以西的匈奴休屠王、浑邪王故地，是河西四郡中最早设立的一郡。
酒泉郡的设立，在丝绸商路的凿通中，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空前的经济贸易、广泛的文化交流、强大的*治体制，长期稳定的国家统一，促使汉王朝实行了空前未有的对外开放*策。两千年前的酒泉，是汉武帝对外开放的窗口，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中国文化、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波斯文化、希腊罗马文化……所有的文化和宗教都在这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4.1.5丝路东段咽喉——敦煌
敦煌，史称“三危”、“瓜州”。敦煌自西汉元鼎六年（前年）建郡后，一直是丝路两关咽喉。进出阳关、玉门关必经敦煌，来自西域的胡商进出中原，在敦煌办理“过所”，各国商人在敦煌屯聚商品，其种种活动使敦煌一直呈现出国际口岸和丝路商业都会的特色。
进入魏晋南北朝以后，敦煌的地位更为重要，不仅是中原和西域交通的枢纽，也是中原王朝管理西域事务的*治中心，因此西域诸国商胡多云集于此，使其成为“华戎所交第一会”、“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如曹魏时期担任敦煌太守的仓慈鼓励中外贸易，有意保护胡商利益，严禁地方豪强对其进行敲诈欺侮。对想要赴京都洛阳贸易的商胡，都发给“过所”，从不刁难。对想回国者，不但帮助其出售所余商品，而且还“使吏民护送道路”。因此，在仓慈病逝以后，西域商胡“悉共会聚于戊己校尉及长史治下发丧，或有以刀割面，以明血诚，又为立祠，遥共祀之”。五凉时期，“敦煌郡大众殷实，制御西域，管辖万里，为*国之本”。始建于前秦苻坚建元二年（年）的敦煌莫高窟，更给这里增添了浓郁的宗教文化色彩，成了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
唐时由于丝路的畅通，不少商胡定居于此，成了唐*府管辖下的编户齐民。隋唐时期的敦煌是其在丝绸商路上的鼎盛时期。由于西突厥问题的解决、安西四镇的建立，丝绸商路在7世纪中期畅通无阻。*治形势的稳定，生产力的发展，都成为丝绸商路上的商业都会敦煌昌盛的原因，敦煌在丝路贸易繁荣的背景下迅速发育成一个国际性的市场。
敦煌位于丝绸商路东段的终点，是中西交通的门户，中西商贾从事贸易活动的商品集散地。古老的丝绸商路即从这里运出玉门关和阳关，经今天的新疆越过葱岭到达中亚或者欧洲。敦煌集中了从长安、武威、张掖运来的各色商品，也同时汇集了西域商胡转运而至的西域特产，大量的商品在此集中展示、囤积储存、按路途重新分流，商贾们也将他们手上的珍奇宝物在此交易，换回他们需要的商品。这里的丝绸、瓷器等中原特产继续西行，经过阳关或玉门关被运往北道、南道的各个城市，也有被西域商人直接贩运至西域的和田或疏勒。另外，从西域城市贩运来的象牙、珠宝、和田玉器等珍品，也由这里集中，并分流至去往长安路上的各个城市，流向那里的住店商人手中，最后卖给各个消费者，大量的宝器和西域皮料等被长安的贵族们收入囊中。
4.2陆上丝路中段的城市陆上丝路中段形成于汉朝打败匈奴之后，设立了对西域的直接管辖机构——西域都护府（约公元前60年）。丝绸商路因而进一步向西延伸，形成中段。中段丝绸商路，从敦煌出发，穿过白龙堆戈壁后，分过玉门关走高昌、焉耆、龟兹到疏勒的北道；过阳关走楼兰、且末到达于阗的南道。
在陆上丝路中段形成过程中，由敦煌出发，越过白龙堆戈壁之后，形成了南北两道。在两道中，都涌现出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商镇。
图为陆上丝绸之路的中段图
图为玉门关遗址
图为高昌古城遗址
4.2.1陆上丝路中段北道商镇
在北道，过白龙堆戈壁之后，从玉门关经过高昌、焉耆、龟兹到达疏勒。在这一段商路中，比较著名的商镇有如下一些。
一是丝路中段北道关卡——玉门关
玉门关始置于汉武帝开通西域道路、设置河西四郡之时，因西域输入玉石时取道于此而得名。汉时为通往西域各地的门户。曾是汉代时期重要的*事关隘和丝路交通要道。隋唐时，玉门关关址由敦煌西北迁至敦煌以东的瓜州晋昌县境内。二是丝路中段北道重镇——高昌高昌城始建于公元前1世纪，初称“高昌壁”，为丝路重镇。后历经高昌郡、高昌王国、西州、回鹘高昌、火洲等长达1余年的变迁，于公元14世纪毁弃于战火。
图为焉耆遗址（七个星遗址之一）
图为龟兹古国遗址
图为疏勒遗址
高昌位于丝绸商路的中段，是重要的交通枢纽。东来西往的商人在城市的商业区聚集，展示并出卖手中的宝物，同时通过交换获取其他商品。这些商品中，有来自敦煌的丝绸、楼兰的特产，其中一部分由远途转运的粟特商人把换取的物品转运贩卖给前往西段的波斯商人，另一部分由定点转运的粟特商人批发给高昌住商再零售给普通民众消费者。
这里的胡商和汉人合伙做生意，从西州向龟兹贩运，商队有驼、马、牛等，载有马鞍衣裳，百匹绢价（价值百匹绢的）财物，来往高昌的商队规模很大。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胡锦”在高昌市场上大量出现，如波斯锦、龟兹锦、疏勒锦等。这些胡锦的产地，有的在波斯、粟特地区和西域各地，有的是中原按照胡商的要求生产的外贸商品，这类“胡锦”工艺高超，深受西域和西方各国的欢迎，一度成为丝路贸易中的紧俏货。
随着丝路贸易的发展,大批内地汉人和中亚粟特商人迁居高昌,使这里的人口大量增加,城镇逐渐增多。南北朝时期,高昌境内已有16座城市,成为丝路中道的商业中心。在《天宝二年交河郡市估案》文书中详细记载了当时城内市场商品的种类和物价的涨跌,说明当时高昌地区商业贸易非常兴盛。
三是丝路中段北道要道——焉耆
焉耆原系西域古国，位于高昌城以西是古代丝绸商路上的重镇。公元前53年西汉在焉耆屯田，北魏时在焉耆设镇，唐代在焉耆设立都督府，清代在焉耆设厅、府。焉耆地扼天山南北要道，物产丰富，适于农耕。良好的环境为丝路畅通提供了充分的条件，过往的商贾和使者，在这里可以得到驿马、粮食甚至肉食的供应。
四是丝路中段北道大商镇——龟兹
龟兹国，是汉时西域古国之一。位于焉耆和姑墨州(今新疆阿克苏)之间,亦为西域丝路中道的一大商镇。又称丘慈、邱兹、丘兹，为古来西域出产铁器之地。东汉班超驱逐匈奴、控制西域后,始将西域都护府治所移至龟兹。从此,龟兹便成为汉王朝在西域设置的*治中心。
龟兹国在唐朝初年曾臣服于西突厥汗国,与焉耆互为声援,断绝了对唐的朝贡关系。贞观二十一年(年),唐太宗派兵一举征服了龟兹,将其置为安西四镇之一,又将安西都护府由高昌城移至龟兹。从此,龟兹又成了唐时西域地区的*治、经济和*事中心,也使这里的丝路商贸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局面。
五是丝路中段北道中国最西端的商镇——疏勒
疏勒又名佉沙,是唐时丝路中道，现今中国境内最西端的一个商镇。贞观末年,唐太宗即于此设疏勒都督府,亦为安西四镇之一。唐玄宗开元年间封其王为疏勒王。该地以盛产“疏勒锦”而驰名,说明唐时这里已有相当发达的丝织业,故成了西域贩锦商胡的必经之地。作为边境城市，疏勒成为中原王朝与西域周边国家及少数民族开展绢马贸易的场所。
4.2.2陆上丝路中段南道商镇
在南道，过了白龙堆戈壁之后，过阳关走楼兰、且末到达于阗。在这一段的路线中，渐趋形成了如下一些著名的关卡、商镇。
一是丝路中段南道重要关卡——阳关
中国古代陆路对外交通咽喉之地，是丝绸商路南路必经的关隘。位于甘肃省敦煌市西南的古董滩附近。西汉置关，因在玉门关之南。和玉门关同为当时对西域交通的门户。阳关古城昔日繁华异常，如今仅剩一片沙滩（古董滩）和一座汉代烽燧遗址。宋代以后，因与西方和陆路交通逐渐衰落，关遂废圮。古董滩因地面曾暴露大量汉代文物，如铜箭头、古币、石磨、陶盅等而得名。
图为阳关遗址
图为楼兰古城遗址
二是丝路中段南道的中西贸易中心——楼兰
楼兰在历史上是丝绸商路上的一个枢纽，中西方贸易的一个重要中心。司马迁在《史记》中曾记载：“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这是文献上第一次记载楼兰城。西汉时，楼兰的人口有1万4千多人，商旅云集，市场热闹，还有整齐的街道，雄壮的佛寺、宝塔。然而当时匈奴势力强大，楼兰一度被他们所控制，他们攻杀汉朝使者，劫掠商人。汉武帝曾发兵破之，俘虏楼兰王，迫其附汉；但是楼兰又听从匈奴的反间计，屡次拦杀汉朝官吏。汉昭帝元凤四年（公元前77前），大将*霍光派遣傅介子领几名勇士前往楼兰，设计杀死了楼兰王尝归，立尝归的弟弟为王，并改国名为鄯善，将都城南迁。但是汉朝并没有放松对楼兰的管理，“设都护、置*候、开井渠、屯田积谷”，楼兰仍很兴旺。
作为中西方贸易中心，这里的商品流通种类繁多，交易量较大。西域各国的商人在此向东来的粟特商人购买中原的丝绸制品、生丝、棉织品漆器和铜器等，并出卖西域特有的毛织品、畜牧产品、珠宝和玻璃器皿等，他们当中大多数采用物物交换，也有使用他们本国的金属货币。
三是丝路中段南道重镇——于阗
图为于阗国与传丝公主
图为碎叶以西的丝绸之路段
于阗，位于是古代“丝绸商路”上的重镇。以出产美玉著称于世,名曰于阗玉。始建于公元前3世纪，是西域地区最早建立的城邦国家之一。东汉初期，于阗已发展成为西域南道诸国中最为强大的国家之一,联合匈奴,控制了除鄯善以外的所有南道诸国。直到汉明帝永平十八年(35年),班超出使西域时,计杀匈奴使者,迫使于阗王归顺。班超遂以于阗为据点,逐渐控制了西域地区。入唐以后,于阗与唐一直保持友好关系。唐太宗将于阗置为安西四镇之一。高宗显庆二年(年),在于阗设毗沙都督府。从此于阗成为唐西域南道上的重要商镇。
于阗在丝路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过葱岭至南亚地区的道路，一直由其控制。据波斯史家记载，从于阗到契丹的商人，十四日可至，沿途城村相接，行人无需伴侣，多跟随商队而行。东西特产的丝绸和珠宝与于阗特产的玉石，在于阗市场进行物物交换。于阗的住商把换回的货品高价转卖给粟特商人，一部分由中原贵族及富绅收藏，另一部分交给长安的玉器加工师进行加工，再流通到长安市场；而在域外经商的胡商商队把换回的货品高价贩卖给各地市场玉器店铺后，加工再零售给各地民众。玉制的礼器、祭器、乐器和装饰品，以及当时中原的丝织品、棉布、木器、铜器出现在于阗的市场上，成为中亚和西域各国喜爱和交换的商品。
4.3陆上丝路的西段陆上丝路西段形成于盛唐时期，唐帝国击破突厥，加强对西域的控制，在碎叶、龟兹、疏勒、于田设镇，史称“安西四镇”，开辟了天山北路的交通线，开放沿途关隘，使丝绸商路进一步向西延伸连通中亚，形成丝路西段。丝绸商路西段，从碎叶（现遗址位于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城西南8公里）出发，通过撒马尔罕（现为乌兹别克斯坦第二大城市）、布哈拉（现为塔吉克斯坦第三大城市）、木鹿古城（现土库曼斯坦马雷市附近）到达地中海沿岸，最后抵达罗马。其中碎叶为中西贸易必经之地，是唐代丝绸商路上最远的一镇。
伴随隋唐国力强盛，加强对丝路的管理以来，陆上丝路在以前的基础上不断向西延伸。在此过程中，一批著名的商镇渐趋凸显。
4.3.1丝路西段上中国历代王朝设置的最远城镇——碎叶
图为碎叶城
碎叶城是唐朝在西域设的重镇，是中国历代王朝在西部地区设防最远的一座边陲城市，也是丝路上一个重要城镇。据郭沫若考证，碎叶还是著名诗人李白的出生地。碎叶城又作素叶城、素叶水城，因其依傍素叶水，故得此名，在今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以东的托克马克市附近。
碎叶原本是唐代异常兴旺的丝绸商路上的一个中外客商汇集与混居的城郭小邑,受称雄中亚的西突厥控制。公元年,玄奘从阿克苏出发赴印度取经,在《大唐西域记》中留下了“从大清池西北行五百余里至素叶水城（即碎叶城）。城周六七里,诸国商胡杂居也”的记录。
唐太宗设立安西都护府。公元年,唐高宗派遣大将苏定方在楚河流域击败西突厥*队。唐朝的国界从此越过葱岭,远达咸海东南一带。年,唐朝平定楚河流域的一支叛*,正式在碎叶设镇置*。安西都护王方翼用50天时间加固与扩建碎叶城,“立四面十二门,皆屈曲作隐伏出没之状”,易守难攻。从此,碎叶同龟兹、疏勒、于阗并称“安西四镇”,不但设镇守使驻守,还推行内地的*令。
这里流通着中国的丝绸、皮革、漆器、铁器和金银器等，西域的玻璃器皿、宝石和各种装饰品以及中亚的土特产。来自伊宁的丝绸和来自大宛的特产，在碎叶市场进行互补贸易，之后丝绸由撒马尔罕转运商抬价批发到撒马尔罕的丝绸市场，由住商零售给撒马尔罕贵族和富豪。另一部分丝绸和特产，由去往罗马的远途商人一路转运至罗马市场中，加价贩卖给罗马住商，再由住商零售给罗马贵族和民众。
4.3.2丝路西段枢纽城市——撒马尔罕
撒马尔罕是中亚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关于它的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善于经商的粟特人把撒马尔罕建造成一座美轮美奂的都城。公元前4世纪，当马其顿帝国的亚历山大大帝攻占该城时不禁赞叹：“我所听说到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只是撒马尔罕要比我想象中更为壮观。”撒马尔罕现为乌兹别克斯坦第二大城，撒马尔罕州首府。
作为丝绸商路上重要的枢纽城市，撒马尔罕连接着波斯帝国、印度和中国这三大帝国。撒马尔罕在《魏书》中被称为悉万斤；在《隋书·西域记》中称为康国；唐高宗永徽（年正月—年十二月）时在康国置康居都督府，故址即在撒马尔罕，当时称撒麻耳干，又称飒秣建。约公元8世纪中叶后，因大食势力东进而废弃。唐玄宗天宝九年怛罗斯之战唐*惨败后，此地成为大食领土，从此永远脱离了中原王朝。
图为撒马尔罕古城遗址
图为布哈拉城
汇聚于撒马尔罕的中国丝绸以及大量的生丝被分流，一部分由撒马尔罕经商的粟特商人居间转运至撒马尔罕市场，高价贩卖给来自罗马的丝绸商人和去往罗马经商的波斯商人；另一部分被撒马尔罕商人定点转运到撒马尔罕市场，销售给撒马尔罕的住商。撒马尔罕商人交易的主要对象是中国内地，贩运的主要货物是欧洲贵族所钟爱的丝绸等纺织品。
4.3.3丝路西段洲际交通枢纽——布哈拉
布哈拉(Bukhara)，是塔吉克斯坦第三大城市，位于泽拉夫尚河三角洲畔，沙赫库德运河穿城而过，有多年历史，人口约25万，中亚最古老城市之一。9至10世纪时为萨曼王国都城，1年为成吉思汗所占，年被帖木尔征服。16世纪中叶,萨马尼德人建都于此，史称布哈拉汗国。中国古书中所说的不花刺、新唐书中的戊地国、唐代招武九姓中的毕国、安国，都是指布哈拉汗国。
布哈拉曾是古丝绸商路重镇之一，由于它位于洲际交通干线的枢纽地带，曾在东西方贸易、文化交往中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至今保留着许多当时的集市贸易遗址。布哈拉驿站众多，商人和他们的驼队经常在这里驻扎，休整，补充给养，然后再踏上新的路程，继续西方之旅。
4.3.4丝路西段重要城镇——木鹿古城
木鹿古城（即梅尔夫古城）在撒马尔罕和巴格达之间（现土库曼斯坦马雷市附近），是位于中亚土库曼斯坦马雷州的一个古代绿洲城市，是古代丝绸商路上的交通要道。
汉和帝永元九年（97年），班超平定西域后，各国皆来归附，其中蒙奇国都木鹿，即马雷，有小安息之称。《梁书》称为木鹿为末国，“西与波斯接，土人剪发，著毯帽，小袖衣，为衫则开颈而缝前。多牛羊骡驴。其王安末深盘，普通五年（年）遣使来贡”。
图为木鹿城遗址
木鹿古城是中亚的一个重要的文化中心，在那里建立和保存了东方许多民族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珍品。木鹿古城处于商贸交通要道的枢纽位置，位于丝绸商路的两条主要干线的交汇处，有一条向南经过赫拉特到波斯湾的交通要道，另一条交通要道向北经过卡拉库姆到花拉子模。丝绸商路的干线通往帕提亚王朝都城(尼萨斯)，从那里经过伊朗的格卡托姆米尔、阿帕尼亚和埃克巴塔克城(哈马达)到美索布达米亚。在美索布达米亚丝绸商路经过捷西芬和巴格达，沿着底格里斯河右岸(底格尔)向北并经过尼西宾和安提奥希亚到达大马士革。在那里商品装上船穿越海洋到达埃及、拜占廷、意大利和其他地中海沿岸国家。
4.3.5丝路最西端的城镇
大秦（即罗马）是古代中国对罗马帝国及近东地区的称呼。古时中国似乎从未直接到达罗马，最接近的大概是生于东汉时期的班超与甘英。班超于公元97年率领70,士兵到达里海，并派遣部下甘英出使大秦，而甘英最远亦只到黑海沿岸。
随着公元前2世纪丝绸商路的开通，加速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而罗马正位于贸易路线上的终点，当时的中国把它命名为“大秦”。《后汉书·西域传》：“大秦国一名广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地方数千里，有四百余城。小国役属者数十。以石为城郭。列置邮亭，皆垩塈之。有松柏诸木百草。”《后汉书·西域传》亦记载了当时罗马的*治、风貌及特产：“其王无有常人，皆简立贤者。国中灾异及风雨不时，辄废而更立，受放者甘黜不怨。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土多金银奇宝，有夜光璧、明月珠、骇鸡犀、珊瑚、虎魄、琉璃、琅玕、朱丹、青碧。刺金缕绣，织成金缕罽、杂色绫。作*金涂、火浣布。”
罗马是是丝绸最大的消费国。由于丝绸的优秀品质，所以丝绸一直以来是罗马人狂热追求的对象。罗马的商人高价获得的丝绸、生丝以及少量珍贵的丝绸制品，被辗转贩运到罗马市场中，他们常常能够从罗马住商手上赚取三倍以上的高额利润。其中生丝作为优质的纺织原料，被加价贩卖给罗马纺织工厂，织成各种色彩绚丽的服饰衣料，后被罗马的贵族们制成华美的衣物；丝绸制品则由罗马住店商人高价卖给罗马住商，再卖给罗马贵族及民众，以满足大部分女性消费者的需求。由于波斯地区对丝绸制品的垄断，运到罗马的丝绸往往以天价上市，但是仍不足以满足罗马贵族对丝绸的消费欲望。古罗马市场上丝绸的价格曾上扬至一两丝绸一两*金的天价。造成罗马帝国*金大量外流，曾一度迫使元老院断然制定法令禁止人们穿著丝衣，以此来减少*金外流。
五、陆上丝路的贡献自西汉张骞“凿通”陆上丝路以来，至隋唐到达巅峰。在此期间，通过行商、住商的不断努力，把中原的产品输往西域、西域的产品输入中原，使中西各国的交流日益频繁和紧密。借助陆上丝路，不但促进了汉唐社会经济的繁荣，形成了“以商富国、以商富民”的精神财富，而且还推动了丝路沿线社会经济的发展、密切了中西之间的商贸往来。
一是促进了陆上丝路沿线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各民族的融合。
陆上丝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陆路通往西方的必经商路，遍布丝路沿线的大小绿洲城郭，是来往商贾进行贸易活动和贸易联络的必经商镇，在沿线的集市贸易中既能看到来自中原地区的物产，也能看到远道而来的舶来品。商品的流通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多边贸易的增多，推动了整个沿线地区的社会经济繁荣。中原商人、商队输出的以丝绸为主的各种产品，为沿线各个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注入了新鲜元素。中国的丝织品在欧洲享有盛誉，特别是在罗马帝国，将中国的丝织品当作珍贵物品，称中国为“丝国”；当年罗马共和国执*官恺撒曾穿着丝袍出现在剧场，轰动一时，后来穿中国丝袍成为罗马上层贵族的社会风尚。由西域传入中原的马、牛、羊以及哈密瓜、葡萄、核桃、胡萝卜、胡椒、胡豆、波菜、*瓜、石榴等品种多样的农牧业产品，则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丰富的物产，像葡萄酒等西域特产经过久远的发展也融入到中国的传统酒文化中。
横跨中西的陆上丝路，穿越了众多的游牧民族、不同国别人种。在长距离、大范围的丝路贸易活动中，他们不断出现融合，形成新的民族；其中来中原经商的胡商演绎成为回民，就是其中的典型。当然，在长远的历史演进中，大大促进了丝路沿线的社会经济发展。至今，陆上丝路所经之地，还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文化历史遗迹，成为当今的旅游胜地。
二是中西经济文化交融的媒介。
丝绸商路上的商人、商品、贸易繁荣过国家，影响过世界。同时，丝绸商路向外传播的不仅仅是丝绸，还把我国当时一些先进的科学技术一并西传。作为中国古代文明重要标志的四大发明——指南针、造纸术、火药、活字印刷术，就是通过丝绸之路传向世界各地的。四大发明的西传对整个人类社会，特别对西方文明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尤其是造纸术、印刷术的传入，促进了西方国家教育的普及化，对当时欧洲的宗教、*治，以至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思想文化的交流及传播都产生深远的影响，可以说为西方的启蒙运动以及科技的发展和文明的传播奠定了物质基础，加快了世界文明的发展，使西方许多国家在短时间内完成了向文明的跨越。不仅如此，丝绸之路还为中亚、欧洲等地区带去了中国先进的冶铁技术，为中亚带去了坎儿井和先进的水利灌溉技术。古代中国的医学也素称发达，中国医术便随着炼丹术传入阿拉伯地区。东西方医学的会通促进了近代医学的发展。
同时，来自西方的宗教和艺术，给中原的固有文化以很大的冲击。佛教、琐罗亚斯德教、基督教、摩尼教和道教都曾在丝绸之路沿线地区进行传播。法显法师于公元年经西域进入天竺（印度），随后由海路经师子国（斯里兰卡），再经耶婆提（印度尼西亚）回国，他途经陆海两条丝绸之路，为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唐玄奘西天取经，推动了唐朝与西域和印度的交流。在贵霜帝国时期，佛教对中亚地区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同时也与中亚当地的传统文化相融合。随着阿拉伯帝国的崛起，伊斯兰教逐步向东扩大影响。西域艺术传入中国，大大丰富了中国的传统艺术，不论是在艺术种类、艺术形式还是在艺术思想方面，西域艺术对中原文化都有所影响。西来的艺术文化与中国固有的艺术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形式与文化内涵，对中国的服饰、音乐、绘画等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是传承了不畏艰险勇闯商路的商业精神。
张骞“凿通”丝路以来，一批又一批商人不畏艰险，投身于丝路的商贸活动之中。在中国西部、中亚、西亚等恶劣的自然和社会条件下，历代在丝路上经营丝绸为主的贸易活动中的行商、住商，凭借肩背骆驼运等简单工具，不畏路途艰辛、官府打压、盗匪抢掠的冒险精神；凭着不畏艰险的开拓勇气、勤劳坚韧、富有经营智慧，在互助共生的合作精神下，横穿在公里的陆上丝路上，走出了辉煌的丝绸商道，缔造了独特“商贸富国”的商业文明。这种不畏艰险、勇闯丝绸商道的商业精神与实践，不但是中华民族难能可贵的历史文化财富，而且是人类文明历程的宝贵财富，值得全人类借鉴。
当然，陆上丝路的辉煌已经成为一段历史性画卷，但当中国在年提出构建“一带一路”倡议构想以来，过去陆上丝路的辉煌又将造福于沿线各国。年6月22日，由中国、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联合申报“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正式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纳入世界文化遗产，丝绸商路文化成为人类社会共同的文化遗产。世界文化遗产里记载着中华的古老商贸曾经繁荣过城市、富强过国家、影响过世界的历史，遗存着“商通世界、贸连天下”的史实，见证“商贸富国、商贸福民”的强国伟略。今天的中国，重温丝绸商路的历史，借鉴古丝路的地理空间和战略构想，正在开创“一带一路”的崭新时代。
（作者单位：中国商业史学会，王茹芹为中国商业史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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